《連線》獨家專訪世界頭號通緝犯：愛德華·斯諾登
責編：admin ｜2014-09-18 14:35:27斯諾登泄露的文檔夠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連續報道42年，因此，在我們的有生之年，任何時候在任何媒體上看到關于斯諾登的報道，都不要感到厭煩，因為，總是有一些蛛絲馬跡的“Untold Story”在那里，可能會影響國家、企業，甚至你我的命運。以下是《連線》雜志近日對斯諾登做的一次深度專訪（攝影寫真集），標題為：“斯諾登，未講完的故事”，由譯志編譯，由于被墻的原因，我們全文轉載如下：
信息到達了我「干凈的機器」上，一臺 MacBook Air 只加載了一個復雜的加密包。我的聯系人說，「計劃有變。下午1點待在 XX 酒店的大廳里。帶本書，等著 ES 找你。」ES 是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世界頭號通緝犯。在近9個月內，我試圖對他進行一次采訪——為此去了兩次柏林和里約熱內盧，還去了好幾次紐約，為了和他的少數幾個親密朋友談談，因為他們可以安排一次會面。此外，我想問一個炙手可熱的問題：是什么驅使斯諾登泄露了成千上萬份機密文件，披露了大范圍的政府國內監控項目？五月份，我收到了一封郵件，來自斯諾登的律師——本·維茨納(Ben Wizner)，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代理人，他確認斯諾登會在莫斯科會見我，并讓我出去逛逛，和他在幾周內聊聊那三天整的打算。這是非常時刻，自從2013年6月斯諾登抵達莫斯科，任何記者都被允許和他待在一起。但是會面的更精確細節仍然保密。我抵達莫斯科，不是很清楚我和斯諾登在何時何地會面。現在，細節得以披露。
我正待在大都會酒店，它是一座古怪沙色的、革命前新藝術的明證。其建造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時期，隨后，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權后，它成為了蘇聯人的房子。飯館中，列寧向穿著厚重軍大衣和基爾扎長筒靴的支持者們作慷慨激昂的演講。如今在酒店外，他的雕像裝飾著一個大匾牌，恰如其分地背靠著緊鄰街區新俄羅斯的符號——賓利和法拉利的專賣店，哈利·溫斯頓和蕭邦這樣奢侈的珠寶商。
作為調查記者，在我的30年中，曾經有幾次待在大都會酒店。20年前我待在這采訪維克多？切爾卡辛(Victor Cherkashin)，他是克格勃高級官員，曾監視過美國間諜，例如奧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和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sen)。在1995年俄羅斯車臣戰爭期間，我又一次在這待過，碰到了尤里·姆丁(Yuri Modin)，這位蘇聯間諜運營了英國臭名昭著的劍橋間諜幫。斯諾登竊取了一批美國史上最大的秘密后，逃到了俄羅斯，華盛頓的一些人起訴他，稱他與這一系列的俄羅斯特工有著另一種聯系。
我坦承自己與斯諾登有著某種親切感。像他一樣，我被分配到 NSA (國家安全局) 的一個部門——就我而言，我在越南戰爭期間，3年的部分時間在海軍中服役的。隨后，是法學院的預備役軍人，我偶然發現一個項目涉及非法竊聽美國公民，于是我揭發了 NSA 。在非公開聽證會中，我在丘奇委員會前證實了該項目，在20世紀70年代，國會的調查引發了對美國情報濫用的全面改革。最終，我在畢業后決定寫第一本關于 NSA 的書。在幾個方面，我受到了依據間諜法被起訴的威脅，依據1917年同樣的法律，斯諾登受到指控（就我而言，那些威脅毫無根據，也從未實施）。自從那時起，我已經寫了不止兩本關于 NSA 的書，也有大量的雜志文章（包括兩篇之前為《連線》寫的，關于 NSA 的封面文章），書籍評論，專欄，和紀錄片。
但是我所有的工作中，還從未碰到任何人像斯諾登這樣。他是獨一無二地，后現代主義培育的揭發者。事實上，去年六月，自從他消失在莫斯科機場的建筑群中，很少有人見過他。盡管如此，但是他仍然在世界舞臺上拋頭露面——不僅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而且是一個沒有軀體的人。當他在西南偏南大會上接受采訪，或者接受人道主義獎時，他不見其人的形象微笑著顯現在超大屏幕上。在3月份 TED 大會的一次采訪中，他更進一步——一個小屏幕顯示著他臉部的生動形象，安放在兩根類似腿一樣的桿子上，并垂直地固定在遠程遙控的輪子上，使他能夠在會場中「走動」，和人們交談，甚至擺姿勢和他們拍自拍照。這一奇觀使人想到一種相反的老大哥：奧威爾筆下的溫斯頓·史密斯——一位低層黨員，突然控制著遍及大洋洲的電幕，宣傳著加密，譴責著對于隱私的侵犯。
當然，斯諾登仍然對安排面對面的會面很小心，我想起了為什么、什么時候準備著我們的采訪。我讀了《華盛頓郵報》一次最近的報道。報道由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完成，其詳細敘述了每天和來自 FBI，CIA 和國務院的高級官員的會面，他們拼命地想方設法抓捕斯諾登。一名官員告訴米勒：「我們希望他會笨得搭乘了某架航班，然后一個同盟國說：『你在我們的領空。降落。』」但是他沒那么笨。并且自從他消失在俄羅斯，美國似乎對他的蹤跡一概不知。
當我去往指定酒店采訪時，我盡量避免被跟蹤，原因是該酒店有點遠，且西方游客少。在大廳里，我坐在面朝門的坐位上，翻開一本我被告知要帶上的書。剛翻過一頁，斯諾登就走過我身邊，身著深色牛仔褲和一件棕色運動外套，右肩背著一個很大的黑色背包。直到我站起來走到他身邊，他都沒看到我。他問，「你哪兒來的？」我指著我的座位，「我等你多時了。」我戲謔地問，「你和 CIA 的人在一起嗎？」他笑了起來。
當我們進電梯時，斯諾登準備說些什么，但是電梯快要關門的一刻，一位女士跳進來，所以當我們的電梯通向高層時，我們就靜靜地聽著巴薩諾瓦經典的「走音的快感(Desafinado)」。當我們出了電梯后，他指著一面能俯瞰現代莫斯科地平線的窗戶，如今，閃閃發光的摩天大樓使得七座巴洛克風格和哥特式的塔黯然失色，它們被本地人稱作斯大林七姐妹(Stalinskie Vysotki)，或稱作「斯大林大廈」。現在他在俄羅斯已經待了一年多了。他在當地的雜貨店買東西，那里沒人認得出他，他還學了些俄語。他已經學會簡樸地生活在一個處處昂貴的城市——它比紐約更干凈，比華盛頓更復雜。8月份，斯諾登的臨時避難所按約定要過期了。（8月7日，政府宣布準許他再待上三年多。）
進入他為我們采訪預定的房間，他把他的背包扔到床上，旁邊是他的棒球帽和一副太陽墨鏡。他看起來消瘦，近乎憔悴，臉很窄，山羊胡有著淡淡的影子，似乎他昨天開始蓄胡子。他戴著標志性的巴寶莉(Burberry)半框、長方形鏡片的眼鏡。他淡藍色的襯衫似乎至少大了一號，他的寬腰帶收得很緊，他穿著一雙黑色寬頭的卡爾文·克萊恩休閑鞋。大體上看，他看起來是一絲不茍的大一學生。
至于操作安全，斯諾登對于情報世界中已知的方面很小心。我們坐下時，他拆下了手機電池。我的 iPhone 留在自己住的酒店。斯諾登的顧問反復警告過我，即使關機，一部手機也很容易變為 NSA 的麥克風。斯諾登設法保持自由的眾多方法之一，即通曉 NSA 的詭計。另一點是避免到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頻繁出現的區域。盡管如此，當他出現在公共場合，比如計算機店，俄羅斯人偶爾會認出來他。斯諾登告訴他們，「噓，」一邊笑著，一邊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盡管成為了世界搜捕的目標，在我們喝可樂時，在一家很大的、提供客房訂餐的意大利辣肉腸披薩店分別時，斯諾登看起來輕松愉悅。他31歲的生日剛過去沒幾天。斯諾登仍然抱有希望——未來能被允許返回美國。他說，「我告訴過政府，自愿坐牢，只要其抱有正當目的。我更關心國家，甚過我的遭遇。但是我們不能允許法律成為政治武器，或者同意其恐嚇人民不要維護自身權利，不管這筆交易有多美妙。我不想助紂為虐。」
在此期間，斯諾登會繼續糾纏著美國，他的行動與國家及全世界產生的共鳴帶來了不可預知的影響。然而，文件本身不受他的控制。斯諾登不再接觸它們；他說他沒有把文件帶到俄羅斯。副本現在在三組人的手中：由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和美國紀錄片制片人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設立的 First Look Media，他倆是文件的原始接受者；《衛報》也收到了副本文件，英國政府向它施壓，要其把文件轉交給《紐約時報》保管(《紐約時報》對文件沒有所有權)；還有《華盛頓郵報》的作家巴頓·戈爾曼(Barton Gellman)。目前的文件保管人，在任何時候都絕不可能把文件返還給 NSA。
愛德華·斯諾登用自己的話做出解釋——為何他決定披露美國情報部門實施國內監控的秘密細節。(Platon 拍攝)
那使得美國官方處于一種束手無策期望的狀態，使其等待著下一輪的揭露，下一次外交動蕩，一次新的羞辱。斯諾登告訴我事情本不必到這個地步。他說，他實際上想要政府知道他究竟偷了什么。在他帶著文件逃走前，他試圖留下一串不起眼的數字線索，這樣調查人員可以確定哪些文件被他復制并帶走，哪些文件僅僅被他「接觸過」。他希望以那種方式讓 NSA 能看出他的動機——是出于揭發，而非為外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這也給了政府時間——為未來面對泄露做好準備，允許政府更改代碼，修改操作計劃，采取其它措施以減小損失。但是他相信，NSA 的審計沒看見那些線索，僅僅報告了他接觸過的文件數目——170萬。（斯諾登說，實際上他帶走的文件遠沒有這么多。）他說，「我推測他們會有一段艱難的時期。但我沒想到他們對此完全束手無策。」
當被要求對斯諾登的言論給予評論時，NSA 的發言人瓦尼·瓦因斯(Vanee Vines)只會說，「如果斯諾登想討論他的活動，那種對話應該與美國司法部一同舉行。他必須返回美國，面對對他的指控。」
斯諾登推測，政府害怕文件包含的材料正嚴重地損害著保管人還未發現的秘密。斯諾登說，「我認為，他們覺得反正有確鑿的證據，那些泄密者在政治上必死無疑。事實上，政府的調查失敗了——他們不知道哪些文件被帶走了，只是不停地隨意說出這些大量荒謬的數字。這給我的感覺是，在他們損失評估的某處，他們一定是看到了一些『糟糕』文件。并覺得文件就是從那里泄露的。」
迄今，很可能沒人確切知道大量文件中有什么內容—— NSA 不知道，保管文件的人不知道，甚至斯諾登自己也不知道。他不會詳細地說自己是如何收集文件的，但是情報界的其他人推測，他僅僅使用了一種爬蟲程序，該程序可以搜索并復制所有包含特定關鍵詞和關鍵詞組合的文件。這大概能說明，很多文件僅僅羅列了高度技術性的東西，幾乎無法理解的信號參數和其它的統計數字。
還有另一番情形，進一步助長了事情變得復雜化：有些揭露歸咎于斯諾登——但事實上也許并非出自他，而是另一個泄露者用斯諾登名字泄露了秘密。斯諾登本人堅決回絕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在我沒有拜訪斯諾登時，我被準許不受限制地接觸到他在多個地方貯藏的文件。采用一種高級的數字搜索工具來瀏覽這些檔案，我沒發現那些已經公諸于眾的部分文件，這讓我斷定一定有第二名泄露者待在某個地方。并非我一個人在探求該結論。格林沃德(Greenwald)和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都更廣泛的接觸到貯藏的文件，他們公開宣稱，相信有另一名揭發者在向媒體公開這些機密文件。
事實上，我在莫斯科采訪斯諾登的第一天時，德國新聞雜志《明鏡》周刊發表了一篇長篇報道，該報道有關 NSA 在德國的運作和其與德國情報機構 BND(Emblem of Germany’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的合作。雜志發表的這些絕密文件是2002年 NSA 和 BND 間的「協議備忘錄」。雜志注釋到，「該材料并非來源于斯諾登。」
有些人甚至開始懷疑，是否這件名聲狼藉的曝光——NSA 往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手機上安裝竊聽器——完全歸功于斯諾登，來源于他泄露的文件。在那次曝光時，《明鏡》周刊僅僅稱信息來源于斯諾登和其他未署名的來源。如果 NSA 里有其他的泄密者，這對其來說簡直就是又一場噩夢——這說明其無法掌控自己的信息，也許還預示著，斯諾登對于政府過火行為的無休止抗議啟發了情報界內的其他人。斯諾登說，「他們仍然沒有解決自身的問題。他們仍然不重視審計，仍然會吃虧，而且他們不知道泄密者來自哪里，也不知道泄密者去了哪兒。如果還是老樣子，作為公眾的我們，又如何相信 NSA 持有我們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私人紀錄，甚至我們畢升的永久紀錄呢？」
《明鏡》周刊的文章由 Poitras 和其他人撰寫，柏翠絲(Poitras)是一名制片人，是第一批聯系斯諾登的記者之一。她的高知名度和對加密的熟知也許吸引了其他的 NSA 告發者，斯諾登貯藏的文件提供了良好的掩護。在我與斯諾登會面后，我給 Poitras 寫郵件，直截了當地問她是否有其他 NSA 的來源。她通過她的代理人回復：「我們很抱歉，羅拉(Laura)不想回答你的問題。」
同一天，我和斯諾登在一家莫斯科的酒店房間內吃披薩，美國眾議院提議要限制 NSA。議員投票以293對123票壓倒性的結果，阻止 NSA 對一個巨大數據庫未經授權就進行搜索，該數據庫包含了上百萬美國人的電子郵件和電話。民主黨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稱「毋庸置疑，美國人對于這種廣泛而不合理的政府監控計劃越發感到擔憂，因為該計劃用來存儲并搜索美國人的私人數據。通過實施該修正案，國會可以采取堅決的措施來關閉大規模監控的后門。」
要不是斯諾登，作為眾多擬議改革之一的提案可能永遠不會通過。返回莫斯科，斯諾登回憶登上一架去往香港的飛機，在他通往揭示自己是一個持有大量機密的泄密者的道路上，他也在考慮是否值得冒這個風險。他說，「我覺得，可能是社會集體性地對監控項目感到無所謂，并任其肆意妄為。」相反，NSA 的監控已成為國家對話中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奧巴馬總統曾私下提及過該問題，國會曾提出過這個問題，最高法院曾暗示也許會受理未經授權的竊聽案件。公眾意見早已轉向支持減少大規模的監控。「這要靠很多人投票表決，」他說，「但是，如果你僅僅問諸如『我決定要揭發棱鏡(PRISM)項目』這樣的問題」——棱鏡項目允許政府機構從谷歌， 微軟，雅虎這樣的公司抽取用戶數據——「55％的美國人會同意。這是很了不起的事實，一年來，政府一直在說我是個大壞蛋。」
那也許有些言過其辭，但與事實相差無幾。在斯諾登第一次泄露后近一年，NSA 的負責人基思？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稱斯諾登「現在被俄羅斯的情報機構操縱」，并指控他造成了「不可逆轉的、重大的損害。」最近，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說「愛德華·斯諾登是個膽小鬼，是個叛徒，背叛了他的祖國。」但是在6月份，政府看起來在回避自己說出的很多危言聳聽的辯解。在一次《紐約時報》的采訪中，NSA 新上任的負責人米歇爾·羅格斯(Michael Rogers)說，他「正試圖很具體、很慎重地描述我。」：「你從未聽過我像負責人那樣說，『天啊，一切要完蛋了。』」
斯諾登對其不斷被公開的人物簡介一直避而不談，他拒絕談論他自己。部分地，因為他天生害羞，不愿意「把家庭卷入事件中，再寫一本傳記。」他說，自己擔心分享個人細節會給人有自戀傲慢的感覺。但他擔心的主要方面是，他也許會不經意貶損自己將生命置于風險的初衷。他說，「我是個工程師，不是個政治家。我不想引人注目。我怕談論這些會導致有些分心，引發的一些借口會危及、誹謗、甚至使一場很重要的運動失效。」
但是當斯諾登最終同意談論他的私生活時，一副肖像浮現出來——他不是一個目光驚恐的狂熱份子，而是一個嚴肅、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數年來一步一個腳印——變得對他的國家和政府不再抱有幻想。
斯諾登生于1983年6月21日，在馬里蘭郊區長大，那里離 NSA 總部不遠。他的父親朗(Lon)從入伍海岸警衛隊一路升到準尉軍官，一條艱辛之路。他的母親文迪(Wendy)在巴爾的摩的美國區法院工作。而他的大姐杰西卡(Jessica)是一名律師，在華盛頓的聯邦司法中心工作。斯諾登說，「我家庭中的每個人都曾為聯邦政府做這樣或那樣的工作。」他的父親告訴我，「我期望他走同樣的路。我們總是認為，Ed 是家里最聰明的人。」這并不令他驚訝，那時候他的兒子在分別兩次的 IQ 測試中得分超過了145分。
作為一個孩子，斯諾登沒有把時間花費在看電視和體育運動上，他喜歡上了看書，尤其是希臘神話。他說，「我記得就像是走進了那些書中，和他們一同消失了數個小時。」斯諾登提到，閱讀神話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那些神話給他提供了一個面對挑戰的框架，包括一些道德窘境。他說，「我認為，就是那時候我開始思索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問題，對于一個個體的衡量——即他們是如何處理和面對那些問題的。」
斯諾登表明他自己是泄露者不久后，大量媒體紛紛關注一個事實——他上完10年級后就退學了。言外之意，他是個沒讀過書的懶漢。這并非是因為欠債，而是單核細胞增多癥的發作導致他休學了近乎9個月。斯諾登沒有選擇留級，而是選擇去社區大學學習。自他在孩提時就喜歡電腦，而現在那種激情加深了。他開始為一個自己擁有科技公司的同學工作。巧合的是，這家公司從米德堡的一棟房子起家——這正是 NSA 的總部。
當「9？11」發生時，斯諾登正在去辦公室的路上。他說，「我那時正在開車去上班，在電臺上聽到了第一架飛機撞擊的消息。」像很多有公德的美國人一樣，他因襲擊而深感痛心。在2004年春天，伊拉克陸面戰爭的第一戰在費盧杰打響。他志愿加入了武裝特種部隊。他說，「我坦誠地面對政府的說辭，當這種說辭有關伊拉克，鋁制石油管道和一瓶瓶炭疽的時候。我非常相信美國政府，他們不會對我們撒謊，我們的政府有著高尚的意圖，伊拉克戰爭會像他們所言的那樣——是一種有限的，有針對性的努力來解放被壓迫的人民。我想盡一份力。」
斯諾登說，特種部隊尤其吸引他，因為其提供了學習語言的機會。順利通過資質測試后，他被錄用了。但是生理要求更具挑戰。在一次訓練事故中，他摔斷了雙腿。幾個月后，他被迫退伍。
離開了軍隊，斯諾登在一處高度機密的工廠找了份保安工作，該工廠要求他接受高等級的安全調查。他通過了測謊考試和嚴格的背景檢查，但幾乎未意識到的是—— 他發現自己求職的職位處于秘密的情報世界中。在參加了一個情報機構的專場招聘會后，他在 CIA 謀得了一個職位，并被分配到全球通信部門，該機構處理電腦問題，位于維吉尼亞州蘭利市的情報機構總部。自他16歲起，這是他又一次負責網絡和工程工作。他說，「所有隱蔽的站點——能夠掩蓋網站等等——都會聯入 CIA 總部。由我和另一個家伙輪班。」但是，斯諾登尋迅速發現了 CIA 最大的秘密之一：盡管其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前沿機構，實際上技術嚴重落伍，完全不是外界看起來的那樣。
作為頂級電腦團隊的新人，斯諾登成為了黑馬，被送往 CIA 的秘密學校，該校用來培訓技術專家。他在那里的旅館待了差不多6個月，全日制學習和訓練。訓練結束后，在2007年3月，斯諾登前往瑞士日內瓦，CIA 在那里正在尋找銀行業的信息。他被分配到了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團。給了他一本外交護照，一套湖邊的四室公寓，和一次很隱蔽的任務。
正是在日內瓦，斯諾登直視到 CIA 特工在該領域做出的一些道德妥協。因為間諜們的升職要根據自己招聘了多少人，所以他們爭先恐后地試圖簽約任何一個能簽約的人，不管他們的價值。間諜們對他們花言巧語以致他們被送進監獄，然后再把他們保釋出來——把他們作為人情債。他說，「他們的確是冒著風險來招聘，他們的確很消極，如果我們被捕，對一個人的巨大影響同樣會對我們國家的榮譽造成巨大影響。然而我們這么做，僅僅是因為我們能這樣。」
在日內瓦時，斯諾登說，他碰到了很多間諜，他們強烈反對伊拉克的戰爭和美國在中東的政策。「CIA 辦案人員都走了，我們到底在干嗎？」因為他的工作是維護電腦系統和網絡操作，所以他比以往有更多機會接觸發動戰爭的信息。而他了解的信息給他造成了大麻煩。他說，「在布什執政時期，反恐戰爭已變得臭名昭著。我們在折磨百姓；我們還進行過未經授權的竊聽。」
他著手計劃成為一名揭發者，但是由于奧巴馬準備當選總統，他推遲了計劃。他說，「我認為，即便奧巴馬的批評者們對于其演講時提到的價值感到印象深刻和樂觀，奧巴馬說我們不會犧牲我們的權利，不會改變要抓住一小撮恐怖分子的目標。」但是斯諾登漸漸失望了，在他看來，奧巴馬為遵循其慷慨陳詞。他說，「政府不僅沒有實現那些承諾，還完全否認說過那些話。他們偏離了原先的道路。這對于社會、民主意味著什么？那時你選人，是以給你投票的承諾為基礎，根本上來說，不就是收買選民的意愿嗎？
幾年后，這種幻滅感愈發強烈。那時，在2010年，斯諾登從 CIA 轉到了 NSA，作為技術專家和戴爾公司一起在日本工作，戴爾公司是 NSA 的國防承包商。因為「9？11」事件的發生，情報款項劇增，很多 NSA 的工作外包給了戴爾公司和博思艾倫漢密爾頓控股公司這樣的國防承包商。對于斯諾登來說，被派往日本尤其有吸引力：幼年時他就想訪問這個國家。斯諾登在橫田空軍基地的 NSA 辦公室工作，該地位于東京之外，他指導高官和軍官如何抵御中國黑客攻擊他們的網絡。
但是斯諾登的失望有增無減。足夠糟的是，間諜們為了招聘他們，對應聘者們花言巧語；那時他正學習定點清除和大規模監控，這些都能被全世界的 NSA 設施監控。斯諾登為軍隊進行監視，CIA 無人機默默地令人們喪命。他也開始意識到 NSA 監控能力的巨大范圍，該能力即通過監視他們的 MAC 地址來了解城市中的每個人的行動，MAC 地址是每一部手機、每一臺電腦和其它電子設備都有的一種獨一無二的識別碼。
即使他對于美國情報部門任務的信賴程度與日下降，作為一名可信的技術專家，他的職位一路高升。在2011年，他返回馬里蘭州，在那里的一年，他作為戴爾公司的領頭技術專家工作，同時涉及到 CIA 的利益。他說，「我和 CIA 的信息總管，首席技術官，其它技術部門的首席主管坐在一起，他們會告訴我最困難的技術問題，我的工作即找出修補問題的方法。」
但是在2012年3月，斯諾登又一次為戴爾公司工作，這一次是到夏威夷的一個巨大掩體中，他在那里成為了信息共享辦公室的領頭技術專家，專注于技術問題。「通道」內——濕冷的、冷颼颼的、有25萬平方英尺的凹坑，曾是一個存儲魚雷的設施，斯諾登對于 NSA 的能力和缺乏監管的擔心與日俱增。在這些已發現的秘密中，最令他震驚的是，NSA 經常傳輸未經處理的私人通信給以色列的情報部門，通信內容和元數據一樣。通常類似這樣的信息都會被「最小化」處理，姓名和個人可識別的數據會被移除。但是在這個事例中，實際上 NSA 甚至未保護美國人的通信。這些通信包括數百萬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美國人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他們的親屬在以色列占據的巴勒斯坦可能因為通信會成為攻擊目標。斯諾登說，「我認為那真令人驚訝，這是我們見過最大規模濫用的其中一例。」（該運作行為在去年被《衛報》報道，其引用了斯諾的文件作為其來源。）
另一件造成麻煩的發現，即一份來自 NSA 負責人基思？亞歷山大的文件，據文件顯示，NSA 在監視政治激進分子瀏覽色情作品的習慣。備忘錄建議 NSA 可以利用這些「個人要害」來毀滅政府批評家們的名譽，這些批評家實際上沒有被控密謀恐怖主義。文件接著列出了六個人作為未來的潛在目標。（格林沃爾德去年在《赫芬頓郵報》上發布了一份文件的節選版。）
斯諾登對備忘錄頗感震驚。他說，「這有點像 FBI 試圖利用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不忠行為來勸其自殺。那些事情放在20世紀60年代是不合適的。為什么我們現在重蹈覆轍？為什么我們又一次牽涉其中？」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參議員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同樣對于美國情報機構數十年的非法監控而感到震驚，他第一個把情報機構的運作行為公之于眾。那開啟了遲來的改革，例如外國情報監控法。斯諾登看到了過去和現在的相似之處。他說，「弗蘭克·丘奇類推這種監控行為正處于危險邊緣。它擔心一旦我們開始監控便無法停下來。今天我們擔心的是我們又一次處于危險邊緣。」他意識到，就像丘奇在他之前的所作所為一樣，解決政府濫權的唯一方法即曝光他們。然而，斯諾登沒有參議員委員會的同意，也沒有國會傳票的權利。他不得不暗中開展任務，就像他曾被訓練的那樣。
6月份，當地的太陽落日時間很晚，透過旅館窗外，狹長的陰影開始覆蓋城市。但是斯諾登好像不介意采訪進行到晚上。他在過紐約時間，這樣能夠更好的與美國的支持者交流，并能夠占據美國新聞周期的頭條。通常，那意味著幾乎能即時收聽其批評家的嚴厲評論。確實，不僅政府黨政官僚爭論斯諾登下一步會怎么做——斯諾登正從一名不滿的特工變成了告發異議者。即便在科技行業，他有著眾多支持者，有些指責他玩得太過火了，把那些危險信息當作兒戲。網景公司的創始人兼著名風險投資人馬克·安德生(Marc Andreessen)曾告訴 CNBC，「如果你在百科全書里查找『背叛者』，能看到愛德華·斯諾登的照片。」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滾石》雜志上發表過類似諷刺的評價。他說，「我認為他違法了法律，所以我絕不會把他描繪成一位英雄，你不會從我這里看到我對他的贊賞。」
斯諾登和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將軍在2011年的一次宴會上的合影。海登之前為 NSA 和 CIA 的負責人，在斯諾登揭發事件后，他為美國的監控政策做出辯解。
斯諾登推了下眼鏡；其中一個鼻墊沒了，眼鏡偶爾滑下來。他看起來陷入沉思，回顧過去的決定時刻，一去不復返。那時候，U 盤在手，能意識到巨大的潛在結果，他暗中進行計劃。他表情嚴肅、語速放慢說道，「如果政府無法代表我們的利益，公眾將會捍衛自身的利益。揭發行為就是這樣一種傳統手段。」
NSA 明顯從未料到會有斯諾登這樣的人來搗亂。無論如何，斯諾登說他毫無阻力地接觸、下載、提取他喜歡的所有機密信息。除了很高級別的機密文件，實際上所有有關 NSA 監控項目的詳情可以被任何人、雇員或承包商、士兵抑或是將軍所接觸到，而將軍擁有絕密的 NSA 權限來接觸 NSA 的電腦。
但是在夏威夷時，斯諾登能夠在重重權限下暢通無阻地接觸信息。他說，「我那時候作為夏威夷信息共享辦公室的領頭技術專家，接觸到了所有東西。」
是的，盡管如此。有一個關鍵區域仍然是他所無法觸及的：NSA 在全世界范圍兇猛的網絡戰活動。為了最后一批機密文件，斯諾登找了一份作為基礎設施分析員的工作，與另一家 NSA 的巨頭承包商博思艾倫漢密爾頓控股公司合作。該職位給予了他稀有的雙重權利，包括國內外的竊聽能力——允許他查出國內網絡攻擊的來源國。在這份新工作中，斯諾登沉浸在高度機密的世界中，在全世界的系統中安放惡意軟件并竊取數 GB 的外國機密文件。同時，他能夠確認的是，大量美國的通信「未經授權，沒有任何犯罪嫌疑、合理根據或個人指派的規定便被竊聽并存儲。」他收集了該證據，并將其安全地藏起來。
他為博思艾倫漢密爾頓控股公司工作到了2013年春天，斯諾登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但是他仍感到震驚。有一天，一位情報官員告訴了他 TAO——一個 NSA 黑客小組——在2012年企圖往敘利亞的一家主要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其中一臺核心路由器上遠程安裝惡意軟件，敘利亞長期處于內戰狀態。這使得 NSA 可以接觸到大量該國的電子郵件和其它互聯網流量。但是某個地方出現故障，路由器變磚了——變得完全沒法使用。路由器故障使得敘利亞突然丟失了所有的互聯網連接——盡管公眾不知道這是美國政府干的。（這是該事件第一次被披露。）
在 TAO 操作中心，恐慌的政府黑客遭遇了斯諾登所稱的「糟糕」時刻。他們急忙遠程修復路由器，極力掩蓋他們的蹤跡并阻止敘利亞人發現被用來接入網絡的高級滲透軟件。但是因為路由器變磚了，他們無力去修復問題。
對于 NSA 來說，幸運的是，敘利亞人明顯更關注修復國家的互聯網，而不是追蹤中斷的原因。TAO 操作中心里，緊張的氣氛被一個包含著大實話的笑話而打破：「如果我們被抓，我們總說是以色列干的。」
在博思艾倫漢密爾頓控股公司工作時，斯諾登主要關注分析潛在的中國網絡攻擊。他的目標包括通常被考慮到的軍事范圍外的機構。他認為該工作正在逾越情報機構的授權。他說，「毫不掩飾的說，我們對于中國的非法入侵非常激烈。然而我們超越了底線。我們在攻擊大學和醫院，還有完全是平民的基礎設施，而非實際的政府目標和軍事目標。那是真正令人擔心的事。」
斯諾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個秘密項目，是他在提高一處 NSA 龐大高度機密的數據存儲設施能力的期間發現的，該設施位于猶他州布拉夫戴爾。潛在地能夠存儲高達1YB的數據，500萬兆的文本頁面，這個已知在 NSA 里的一百萬平方英尺的建筑被用作任務數據存放處。（據斯諾登說，原始名字是大規模數據存放處，但是一些員工認為該名字聽起來太可怕且太過準確，隨后它被更名了。）十億條電話，傳真，電子郵件，電腦間數據傳輸，和全世界每小時流經大規模數據存放處的短信。有些信息會直接通過，有些被短暫地保留，有些則被永久儲存起來。
大規模監控活動糟透了，但是令斯諾登更為不安的是發現了一個新的項目——運作中的 Strangelovian 網絡戰項目，代號為 MonsterMind。在此，該項目第一次被披露，其使得尋找國外攻擊起源的流程自動化。軟件會不間斷地觀察顯示已知或受到懷疑的流量模式。當軟件監測到一次攻擊時，MonsterMind 會自動阻止其進入國家——用電腦術語來說，是一次「殺死」。
類似程序已存在了十年，但是 MonsterMind 軟件會增添一個獨一無二的新功能：不僅在惡意軟件被植入時能監測并殺死它，還會自動回擊，沒有人為干涉。斯諾登說，那就是個問題，因為最初的攻擊經常通過電腦經過無辜的第三方國家。他說，「這些襲擊可能是被哄騙而造成的。比如，你可以假設某人在中國，他卻能把攻擊變得看起來好像是源于俄國的。接著我們以回擊俄國醫院來終結襲擊。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除了意外地開啟一場戰爭的可能性，斯諾登把 MonsterMind 視作隱私的終極威脅。因為，為了使系統運作，NSA 首先不得不秘密地設法接觸到幾乎所有海外聯系美國范圍內人們的私人通信。「爭論點在于，如果我們在分析所有流量時，只有用該方式才能識別這些惡意流量，并對他們做出回應。如果我們在分析所有流量，那意味著我們不得不竊聽它們。那還意味著這違背了第四修正案，未經授權、沒有合理根據乃至犯罪嫌疑便竊聽私人通信。這對于所有人，在所有時候都如此。」（NSA 的一位發言人拒絕評論 MonsterMind，該惡意軟件被用于敘利亞，本文包含了其細節和其他方面。）
考慮到布拉夫戴爾的 NSA 新的數據貯存設施可能引發一場意外戰爭，負責運作監控所有傳入通信的斯諾登相信，除了帶上他的U盤并把自己所知道的內情公之于眾，他別無選擇。唯一問題就是何時實施。
2013年3月13日，坐在由電腦屏幕環繞而成的「通道」中的桌子前，斯諾登讀到一條新聞報道，這令他相信，是時候著手進行了。報道敘述了國家情報負責人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告訴一位參議院委員 NSA 確實「并非蓄意地」收集百萬美國人的信息。「我想我第二天在報紙上讀到了它，和同事聊天說道，你相信這一派胡言嗎？」
斯諾登和他的同事早已圍繞著 NSA 的間諜活動多次討論過這種慣用伎倆，所以他們對克拉珀的證言反應冷淡，這一點都不令他感到驚訝。他說，「這簡直就是為虎作倀，」并稱其為「平庸之惡」——參考自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于納粹德國的官僚研究。
斯諾登說，「這就像是溫水煮青蛙。你會遭受一點邪惡、違背規則、不誠實、虛偽、對公眾利益的損害，你可以對此不予理睬，也可以為此辯解。但是如果你任其為虎作倀，就創造了一種災難性的急劇下滑，隨著時間而不斷增長，直到你在15年時，20年時，25年時，你會看清這一切，你也不會為此震驚。所以你覺得它稀松平常。那就是個問題，那就是克拉珀事件的一切。他視欺騙美國人是自己的職責，是很尋常的事情。他還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不會因此受到懲罰，因為他被揭露在誓言下撒謊，他甚至沒有因此被扇耳光。這事情反映出有關體制和我們領導的很多方面。」斯諾登決定，是時候在克拉珀把水煮沸前跳出去了。
同時，他知道會有可怕的結果。「真的很難邁出那一步，不僅我確實相信某些事情，而且我足夠相信——我愿意將自己的生命至于火堆之上，燃燒殆盡。」
不過他感到別無選擇。兩個月后，他登上了去往香港的航班，口袋里裝滿了U盤。
我們第三次會面的下午，大約在第一次會面后的兩周，斯諾登來到我到旅館房間。我已經改變地點在國家奢華酒店，它在克里姆林宮和紅場的街對面。像大都會酒店這種地標一樣，很多俄國歷史在不同時期穿過它的前門。列寧曾經住過107房間，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陰魂——他是前蘇聯秘密警察，也住過這里，仍然經常出沒于走廊。
而斯諾登最害怕的不是俄國秘密警察，而是它的老雇主——CIA 和 NSA。他說，「如果某人真的在留意我，他們已經安排好一隊人馬來收拾我。我不認為他們已經將我地理定位了，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能監視我在網上說什么。即使他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因為說的話是加密的，他們仍然可以從你說話的對象和你說話的時間來獲取大量證據。」
最重要的是，斯諾登害怕一個大錯誤會導致前功盡棄。他說，「我不是自我毀滅。我不想犧牲自己并從歷史記載中消失。但如果我們沒有抓住機會，我們不會贏的。」所以他盡力領先他的監控者一步——他頻繁地更換電腦和電子郵件賬戶。盡管如此，他知道自己最終可能會妥協：「我出錯的話，他們就會收拾我。這種情況會發生的。」
確實，他的一些同行早已犯過一些極為嚴重的錯誤。去年，格林沃爾德發現他自己無法打開來自 GCHQ (相當于英國的 NSA) 的一大批秘密文件的密鑰，這些秘密文件是斯諾登傳給他的。所以他把文件發送給了他的長期伙伴戴維·米蘭達(David Miranda)，為了從柏翠絲那里獲得了另一些文件，他們從里約到了柏林。而《衛報》在準備接收從倫敦傳送來的預定文件。這也許是 GCHQ 的監控造成了消息走漏，英國當局在米蘭達一抵達英國時便拘留了他，并對他進行了9小時的問話。除此之外，一個包含了大約5萬8千頁文件的60GB數據的外置硬盤被沒收。盡管這些文件被一款高級程序 True Crypt 加密過。英國當局發現了一張米蘭達的記有密碼的紙——是其中一份文件的密碼，他們得以解密大約75頁。（格林沃爾德仍然沒有接觸到完整的 GCHQ 文件。）
對于斯諾登的另一種擔心被他稱之為「NSA 疲勞」——公眾對于大規模監控的揭露變得麻木不仁，就像變得對戰爭死亡人數的新聞感到習以為常。「一個人的死亡是一部悲劇，一百萬人死亡只是統計數字，」他尖刻地引用了斯大林的話。「就像侵犯了安格拉·默克爾的權利是一個大丑聞，侵犯了80萬德國人的權利則不算什么新聞。」
對于下屆選舉會帶來什么有意義的改革，他對此并不感到樂觀。最后，斯諾登認為我們應該相信科技——而不是政治家。「我們可以完全撇開任何立法行動和政策變化，用手段和技術來終結大規模的監控。」答案即他所說的強加密。「通過根本上采取措施，把加密作為通用標準，即所有的通訊默認被加密。這樣，我們不僅可以在美國，而且可以在全世界終結大規模監控。」
斯諾登說，在監控被終結前，揭發將持續下去。他說，「我們還沒看到監控的終結。」確實，我們會面后的數周，《華盛頓郵報》報道 NSA 監控項目所捕獲的清白美國人的數據，超過了其意圖監控的外國目標。仍然有成百上千頁機密文件在那里，更別提他可能已經啟發了其他的揭發者。但是斯諾登說，那些信息所包含的內容在未來任何時候泄露幾乎無關緊要。「我們的問題不是下次炮制出什么新報道，而是我們準備怎么做來終結監控？」
＊勘誤［2014年8月22日10：55上午］：報道的早期版本錯誤地報道了米蘭達從柏翠絲那里取得了文件，同樣錯誤地報道了格林沃德未接觸到完整的 GCHQ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