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槍支彈藥,智能手機也可以成為恐怖分子手中強有力的武器,在一些大片里,我們時常會看到恐怖分子利用手機引爆隱藏的炸彈,監獄里的犯人利用手機遙控獄外人員繼續作案等場景,其實這些場景都是真實存在的。但是,與此同時,執法機構也能夠通過智能手機獲取有效情報,并成功追蹤到恐怖分子的蹤跡。
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市發生了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造成上百人死亡。雖然時過三年,此事仍然是眾所周知的大規模襲擊事件之一,也是法國甚至全球民眾心中的一塊傷口。人們不禁感嘆,如果沒有手機一切或許就無法順利地按照計劃進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法國反恐官員表示,襲擊Bataclan音樂廳和其他夜生活場所的伊斯蘭國(IS)極端組織的槍手和投彈手就是使用手機來協助完成屠殺活動的。
就在他們走進Bataclan音樂廳殘忍屠殺90多人之前,襲擊者還曾向比利時的同伙發送了一條短消息:我們這邊一切順利,屠殺已經開始了!
但是,如果智能手機已經成為圣戰分子“顛覆游戲規則”的有力武器,那么一旦世界范圍內的極端分子開始大規模將手機用于恐怖活動,其產生的影響/后果將遠超此前的巴黎襲擊事件。
該前法國反恐官員指出,早在2003年,伊拉克恐怖分子就已經開始利用手機短信,在美國軍隊開車經過的時候引爆自制炸彈實施攻擊。之后,這種手段開始被基地組織復制利用。
如今,Telegram、Wire和WhatsApp等加密應用程序可以幫助圣戰分子進行通信,同時還能夠避開警察跟蹤或者至少可以使其解密信息的工作復雜化。
近年來,IS組織已經發布了多種語言的在線教程,向圣戰者們解釋:如何選擇最好的通信軟件來逃避偵測。
而對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新圣戰者而言,由于智能手機要比計算機更常見,所以他們也會有不同的策略。
安全組織賽門鐵克的安全專家表示:對這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新圣戰分子而言,手機已經不單純只是手機,它們還可以是電腦。但是,它們要比10年前我們辦公桌上放的那個‘大腦袋’強大得多。它們具有更強的計算能力,更多的內存和連接能力。更重要的是,在通信方面,手機是非常強大的工具。
手機的普及,以及不斷涌現的加密通信應用也使得圣戰組織更容易招募新的成員。
這位前法國反恐官員表示,智能手機允許人們通過簡單地屏幕掃描就能夠成功接觸到圣戰組織發布的宣傳信息。
回想30年前,人們還需要通過交換錄像帶來傳遞信息,隨后就是CD,但是現在,人們可以通過手機、電腦等設備,隨時隨地地查看這些信息。
對于宣傳制作者而言,只需眨眼的功夫就能完成視頻拍攝和上傳任務。他們可以使用手機拍攝“死亡執行”視頻,發布示威宣言等等。
智能手機的另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極端主義者而言,作為其最佳工具的智能手機也可能成為導致其垮臺的重要線索。
如今,情報機構在利用手機識別嫌疑人、監視嫌疑人等方面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好——并且在逮捕到嫌疑人時,還能夠從手機中提取數據用作法庭證據。
不過,如此一來就為那些承諾保護用戶隱私的科技巨頭提出了難題。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蘋果公司和FBI的“解密之爭”。當時,FBI想要獲取2015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圣貝納迪諾殺死14人的襲擊者數據,不過,蘋果公司認為,幫助當局進入手機將成為威脅“數據隱私”的一個危險先例。最終,FBI與蘋果公司選擇了對簿公堂。
不過,由于后來FBI利用來自第三方的方法順利破解了圣貝納迪諾槍擊案兇手塞義德·法魯克(Syed Farook)所使用的iPhone 5c手機,便不再尋求通過法律手段要求蘋果去解鎖這部iPhone。
事實上,在更早之前,政府就已經廣泛使用手機數據來調查極端主義嫌疑人了。該前法國官員表示,2013年,極端主義武裝奪取了馬里中部戰略重鎮康納(Konna),馬里總統Dioncounda Traore請求法國提供軍事援助,以擊退占據馬里北部的“武裝團伙”。之后,法國應馬里要求動用了空中力量,開始了空襲活動,而空襲的目標就是根據手機數據選擇的。
如今,人們的所有信息都集中在手機上,即便是不斷更換SIM卡,手機也有它自己的身份,一旦被識別到,就可以繼續進行跟蹤。而且,就警方調查而言,智能手機有時能夠比其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
這些智能手機可能會允許調查人員沿著信息路徑溯源,找到嫌疑人網絡中的其他成員,并追蹤其行徑。
安全專家強調稱,智能手機在為你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會讓你成為目標。很顯然,恐怖分子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過去幾年里,圣戰分子領導人已經放棄使用智能手機,轉而回歸最原始的“口耳相傳”。